朱和周先生是南京气象学院天气动力学系（先后改为气象学系，大气科学系，大气科学学院）的第一任系主任。他是我院建院之初从中央气象局调来建院的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也是我尊敬、最怀念的老师。文革中，他惨遭迫害，不幸过早离开人世。每每想起先生的音容笑貌，都有难以言表的哀痛与怀念。

　　记得刚入学时，我们还“寄学”在南京大学，在第一次全系大会上，朱主任给我们作了第一次讲话。他要求我们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而不要有“灰色的人生观”（这是他的原话），并希望我们好好学习，有所创见，将来为人民服务，为学校争光。在我们毕业前的一次全系大会上，朱主任说：你们是南气院的第一届毕业生，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应该有所创见，为母校争光。可见，朱和周主任作为领导很重视教书育人，也很注重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

　　1963年，我们从南京大学正式回到南气院学习。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我们第一届学生被视为“修正主义苗子”，经常要受到各种“敲打”，而朱和周主任对我们的成长和培养还是十分的关心，亲自给我们讲授动力气象学课程。他的讲课不愧为是学贯中西的大学问家的现场演示，他讲解的皮叶克尼斯锋面气旋模型，至今还深深印记在我们的脑海里，他讲解大气波动时所推演的一个微分方程还使我在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得到了重要启发，提高了我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成绩。

　　在1963年冬的某一天，彭永清老师（他当时是朱先生的动力气象学的教学助手）找我们去开会，我记得当时参会的有天动1班2班的许健民、席国耀、张善君、乌元康，以及3班4班的薛继善、徐羹慧、王兆晴（已过世）、高坤、裘国庆和我等十人左右，开会的主要内容则是朱先生给我们布置课外学习任务。他根据当时部分人学英语或学俄语的特点，给我们布置的文献也分为英文和俄文版的，我学的是俄语，指定的文献便是著名气象学家郭晓岚先生关于台风眼形成理论的文章（俄文版）。当时我们都很振奋，都很乐意去阅读。我在读完之后还写了一篇读书报告，朱主任看后比较满意，要我在64年校庆学术报告会上作报告，但由于政治气候的变化，64年校庆学术报告会被取消，我作报告之事自然也就告吹。在后来的文革中，朱先生组织我们课外学习的事则成了他搞修正主义的罪证，我们也因此被批判为“十大修正主义苗子”。

　　在朱先生的关怀和指导下，1965年7月，南气院第一届毕业生中的乌元康、高坤和我，被录取为中央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所得研究生，导师分别是中科院大气所的陶诗言先生、杨鑑初先生以及叶笃正先生，这在当时也算是为学院争了光。当年8月份，我们三人去北京报到时，曾相约一起去探望朱先生（他当时家还在北京，暑假期间人在北京）。在这次见面中，朱先生慎言寡笑，只是讲些期望我们为母校争光的话，其他也就没说什么。我们当时只感到朱先生心情不太好，不愿多讲话，对于他当时所受到的政治压力以及实际上的批判知之不多。谁知那一别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朱先生，竟是永别。

　　朱和周先生是在建国后在党的召唤下毅然放弃获取学位的机会回国的海外学者，与他同时的郭晓岚先生当时没有回国，在文革后他来到南气院访问时还特意提到过朱和周先生。回想起朱先生的爱国情怀，回想起朱先生为南气院做出的杰出贡献，回想起朱先生的渊博学识，回想起朱先生对我们的谆谆教诲......我内心的悲痛常挥之不去......朱先生受到的待遇太不公平！好在斗转星移，朱先生的理想已逐步在南信大得以实现，这也可告慰朱先生的在天之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