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章基嘉同志在学院宿舍区曾是邻居，但无深交，在专业上更是隔行如隔山，但是我认为南气院的发展史中，他应该是占有光辉的一页。据知，他早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解放初改攻气象科学，是我国不多的早期获得苏联副博士学位的学者之一。返国后回学院任教不久，即以专家身份被派往支援越南，任越南气象局顾问，帮助他们建立气象事业，并获得越南的国家奖章；他是南京气象学院建院的重要业务骨干。从越南回国后，随即又投入到学院教改工作，并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这个学院的黄金时期，参加学院的领导工作，对学院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科研卓越，尽管他由于工作繁忙，没有多少时间来得及主要登上讲台一线。正由于他的才能出众，所以才被选中调往中央气象局升任副局长要职，多年统划落到了全国的气象业务事业，并入选工程院院士，曾任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他一直对气象学院有特殊的热爱、关注与指导。1995年夏我曾在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召开的世界第四届地学大会的报到处，见到退下领导岗位的他，对他瘦弱的身躯颇感惊讶与不安，未料到次年回来得悉，他已因车祸而不幸病故。按照他的遗愿，部分骨灰埋在了中苑的郁葱数目和绿茵草坪的一隅，遗愿寄托着他对南气院诚挚的爱。章基嘉应该是属于我们气象学院有贡献的人，是学校的一块重要基石。 

　　章基嘉教授（1930-1995）,安徽省绩溪人。我国著名气象学家,中长期天气预报专家, 前中国气象局副局长,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校最早的教授级专家学者之一。曾任我校前身原南京气象学院副院长。上世纪80年代后期，调任中国气象局副局长。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幸因意外事故而过早辞世。他长期从事大气环流和中长期天气预报业务、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国在这一领域的学术带头人。他曾在国内率先将经验正交函数(EOF)方法引入大气环流和长期天气预报研究，客观地划分自然天气季节，提出天气异常的客观预报方案。在长期天气过程的研究中，定性地揭露各种物理因子对超长波移动及强度变化的影响，深化对超长波活动基本规律的认识，对北半球环流季节转化的物理成因研究有独到见解。在青藏高原热力动力作用研究中，首次给出大范围现象相互联系的图象。所著的《中长期天气预报基础》填补我国在这一领域的专著空白。章基嘉教授1944年毕业于县初中（今绩溪中学）。1951年提前从上海交通大学物理系毕业参加抗美援朝，任气象兵。1955年被派往苏联列宁格勒水文气象学院研究班学习；1958年获博士后回国，在中央气象局和研究所从事中长期天气预报；1960年调南京参加筹建我国第一所气象学院的工作，而后在南京气象学院工作23年，历任天气动力教研组组长、气象系主任、副院长；1962年以专家身份赴越南河内综合大学任教，获“胡志明奖章”、“中越友谊奖章”；1978年开始承担指导研究生的工作。他奉调到中国气象局任副局长之前及其后，一直是我校的研究生导师,并长期承担了研究生的教学任务。章教授对本校的教学和科研贡献是有目共睹，众所周知的。

　　笔者与章基嘉教授在学术上曾有过一段交往，不但聆听过他的教学和演讲，而且曾在他的直接指导下做过一些教学和科研工作，深感其学术造诣和治学精神及为人品德，真乃良师益友。记得建校之初，大约是1964年秋，当时学校校舍简陋，连教师住房都较紧张，所有教师都在食堂用餐，我与章教授就是在学校食堂吃饭时认识的。由于他的专长是长期天气预报，我的专业是气候统计（诊断与预报），两者十分相近，因而在业务上我们就有了共同语言和研究探讨的话题，这也使我有机会向他请教有关业务问题。

　　文革期间，在当时的极左思潮干扰下,学校每年几乎都要选派教师与学生一道去基层业务单位进行所谓“开门办学”社会实践活动，在那个非常年代，人们都戏称这种活动为“课堂搬家”（即把学校的教学活动，搬到远离学校的基层气象台站，在那里完成原来的教学计划）。不过，现在看来，当时的校领导其指导思想始终坚持以教学为主的原则，是正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尽管国内不少高校因受”十年动乱”极左思潮干扰而影响教学活动, 而我校在当时的客观环境下，其教学质量并未受到严重影响。1974年春夏之交, 学校委派章基嘉教授带队进行本校首次“开门办学”试点，我们一行十多位教师（包括教辅人员）在章教授的带领下来到武汉气象台进行所谓“开门办学”试点，历时三个多月之久。在此期间，章教授不但充分展示出其教学才能和学术水平，而且还表现出高超的领导艺术和组织才能。他不但身体力行，废寝忘食地工作，每天备课和写作都要到深夜(当时我们十多位教师挤住在一间教室大小的房间里,他也与我们大家住在一起)，从而为我们同去的教师作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文革后才知，在此期间他除了完成应有的教学任务外，还翻译出版了前苏联气象学家卡扎凯维兹的专著《水文与气象中的随机函数》一书）; 当时我与数学教研室的另一位教师负责讲授数理统计和气象统计，章教授是这一领域的专家，他不但关心气象统计的教学活动,而且与我们的教学相配合，还为教学提供了一些气候统计资料和预报的实例，以致使我从中加深了对某些难以讲解的统计学概念和问题的理解。在此期间,我还在他的亲自指导下，计算整理了一批大气环流场特征量的资料，借助于当时最佳的计算工具—手摇计算机，完成了各项统计计算，尽管计算工作量相当大，但这也为笔者后来的教学和科研奠定了某些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基础。

　　文革后期，我国每年都要例行由中央气象台和长江流域规划办（简称‘长办’）召开“长江流域汛期水文气象预报会商会议”，笔者当时有幸受领导的委派几乎每年都代表我校参加这类学术会议，1977年我随章基嘉教授一同前往江西九江参加首次由长办召开的会议。与会期间，章教授所作学术报告十分精彩，受到同行专家的一致好评，也使笔者再次认识到章教授这位留苏博士的学术水平。与此同时, 由于章教授的引荐，使我认识了不少国内著名的同行专家学者，这对我后来的业务成长不无裨益。

　　最令人难忘的是章教授在事业上的执着精神和鼓励青年学者努力奋进以及他爱惜人才、平易近人的精神风貌。记得在共赴九江的轮船上，由于内河航运旅程漫长，在旅途闲聊中使我从章教授那里不但获得过许多业务知识信息，而且受到其人品和治学精神的熏陶。章教授曾对我说，“一个人的一生无论是时间还是对社会的奉献都是很有限的。你们年轻人更要珍惜时光。”在谈及学术问题时，他曾严肃地指出，“有些人在学术上很自私，将资料锁在办公室的抽屉里不给别人用，还有些人在学术上受到过别人的支持和帮助，却不但不感激，反而过河拆桥，以怨以报德。这都是不应该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应当心怀坦荡，不应过分重于名利、计较得失。”他的这些教诲真言，至今都铭记我心中。记得1990年我受著名气象学家，中国统计气候学奠基人，已故的南京大学气象系么枕生教授委托，修订再版了原著《气候统计》一书，改版后的《气候统计》为7５万字。我与么先生曾请章教授审阅该书，当时他已是前国家气象局副局长，工程院院士, 工作十分繁忙，按说他满可以不接受这一请求, 但他欣然接受了我们的约请，并负责任地写出了衷恳的评语。认为“该书将数理统计原理与气候学理论有机结合,使气候统计这门学科形成更完整的学科体系,因而推动了学科的发展。” 还给我本人发来一封热情洋溢的鼓励信，至今使人难忘。

　　往事记忆犹新，章教授的音容笑貌，如在目前。斯人虽已逝去，但他留给我们后人的精神财富，却是永存的！我为本校曾有这样一位德才兼备的教授感到自豪！在人们的记忆中，章基嘉教授对南信大的贡献和他对事业的执着追求及他对青年学者的教诲也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