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8月初，我和几个同学正准备启程去南京看望朱乾根老师，不料4日却传来朱老师不幸辞世的噩耗，远在济南的我们无法相信这个残酷的事实，悲痛之余不仅为气象事业痛失英才惋惜，也为我们从此少了一位至真至诚的良师益友而感到无比痛惜。

几年来，朱乾根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在我们脑海中浮现，师恩难忘，四十余年情真意切的师生情谊历历在目。

 1962年我们进入当时名为南京大学气象学院的气象系学习，经过一年多的基础课学习，1964年开设了专业课——天气学。这是同学们早已期待的课程，因为听高年级的同学介绍，天气学很重要，将来工作中都要用到，一定要学好，所以都想早点学习专业课，更盼望有一个好老师。上课了，走上讲台的是一位文弱书生模样的年轻教师—朱乾根老师。起初，同学们多少有些怀疑，这么年轻能胜任如此重要的专业课教学吗？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轻声细语、有条不紊地讲解原理、推导公式，理论联系实际的典型个例分析，天气学知识的大门逐渐打开，悬疑的心也释然了，同学们不得不佩服他的教学能力和学识水平，都喜欢上天气学课。在天气学实习课翻阅历史天气图时，同学们发现了不少朱老师分析的天气图，才对朱老师有了逐步的了解。原来他早年就读于浙江大学地质系，50年代院系调整，又到南京大学气象专业学习，毕业后到中央气象台担任预报员，因此他既有坚实的理论基础 ，又有丰富的天气预报实践经验，从而在天气学的教学中，理论与实际结合游刃有余，加上他谦逊的品格、循循善诱的教学方法，把热爱气象专业的我们引入一片新天地，为以后走上工作岗位奠定了扎实的天气学理论基础。

就在我们奋发学习之际，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怀疑一切”的思潮影响下，“走资派”院领导被批斗靠边，学院停课，老师们也无所适从。朱老师本想与学生们一起边学习边参加文化大革命的活动，还主动搬到班里男生宿舍住，可是，象许多无辜的老师一样，不可幸免受冲击，他的良苦用心被误解，一些不明真象的同学写了他的大字报，无可奈何的他只好黯然作罢。

1968年在“四个面向”的感召下，我们被分配到数千里之外的广西西北部山区工作，与老师天各一方。文革结束，科技工作者焕发了青春，高考制度恢复后，随之研究生招生也恢复了。当我为筹建公社气象哨，正在山区乡镇奔波时，在无意中得知朱老师招收研究生的消息，兴奋异常，多么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成为朱老师的学生，继续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提高学业水平。回到单位后即与朱老师联系，他立即来信鼓励我抓紧时间复习，准备一试，但终因时间有限仓促上阵而落第。朱老师来信鼓励我不要灰心，早作准备，明年再试，并指导我如何复习。但次年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最终遗憾地放弃了，错失了这次机会，辜负了老师的厚望。朱老师得知后也不无遗憾，感到惋惜，但仍鼓励我不要气馁，以后还有机会，并嘱咐我们在做好业务工作的同时要不断思考、总结，应开阔思路，多开展科研活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信，他会尽力帮助。遵照老师的教诲，我们在日常业务工作中，认真总结研究重要天气过程，努力学习新技术、新方法，积极撰写论文、申报科研项目，积极参加科学研究，不断提高业务科研水平。与老师书信往来也不断，经常向老师汇报业务工作和科研课题进展情况，请教遇到的疑难问题，他在百忙中都是亲笔回信。至今还记得，根据预报工作实践，1980年我们撰写了“红外卫星云图用于前汛期大雨暴雨天气预报的初步总结”一文，请他给予指导。朱老师收到后，对全文进行了仔细的审阅并提出了多条重要的修改意见。经认真修改后，以题为“华南前汛期暴雨的红外卫星云图特征”发表在《南京气象学院学报》1980年第一期上，这是我们首次在高级刊物上发表论文，极大地鼓舞了我们钻研业务的积极性以及在科研工作中向高水平冲刺的信心，后来我们多篇发表在中高级学术期刊上的研究论文都曾得到过他的悉心指导。他记挂着远在边疆工作的我们，真诚地关注着我们的每一步成长，询问各方面有什么困难，并为我们取得的点滴成绩及进步而由衷的高兴。1984年，由于工作需要，我被推上业务管理岗位，朱老师告诫我，不管在什么岗位，千万不能丢掉业务和科研。当工作中遇到挫折时，我随时向他倾诉，他总是不厌其烦地帮助我分析缘由，鼓励我尽快走出逆境。

由于他一贯治学严谨、富有求实创新精神，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文革一结束就在教学和科研中展示出非凡的才能。他与其他老师一道，对天气学教材精心总结、修改，并于文革后不久正式出版了凝聚他们多年教学经验的“天气学原理和方法”一 书。由于较高的理论性和实用性，此书一出，不仅立即成为当时高等院校的重要天气学教材，同时也受到广大基层气象工作者欢迎。因为在当时业务学习风气浓厚，但专业书籍奇缺，特别是基层气象台站实在找不到一本系统的、全面的教科书，供日常业务学习参考。朱老师在第一时间将此书寄赠我们，并亲笔题写赠言，我们如获至宝，工作中经常翻阅，同事也争相借阅，直至后来单位购到了几本才满足需要。该书曾获教育部高教教材一等奖，为满足需求，曾多次印刷。朱老师与他的同行并未满足于此，他们与时俱进，紧随气象科技的发展，不断更新补充该书的内容和结构，又修订出版，直至今日在教学、科研和业务工作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他把毕生精力奉献给气象科学教育事业，早已桃李满园，遍布海内外。不少学生已成为业务、科研技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或走上各级领导岗位，他们没有辜负学校及老师的培养及期望，在气象科技事业的发展进程中贡献着各自聪明才智。在气象科研中，他硕果累累，尤其对低空急流、东亚季风等方面的研究有突出贡献、独到的建树，其中何金海教授与他主持的“东亚季风研究”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随着全国科学大会奖、教育部奖、国家自然科学奖等荣誉接踵而至，朱老师从普通教师、硕士生导师到博士生导师的身份不断在变，行政职务也随着时代的需要从系主任、副院长、院长到书记在不断提升，不过我们始终称他老师，他很欣慰地说称老师最好，其他都是暂时的，只有老师是长久的。

虽然广西距母校路途遥远，但是一有可能，我们都要想方设法去看望朱老师，不错过当面向老师请教的机会，他和师母李敏娴老师也热情相邀到家中相聚。不论他是普通教师，还是后来当了院长、书记，虽工作繁忙，但每次见到我们，他和师母都高兴异常，千方百计抽空陪同，精心安排。有次还带着儿子前往，他们格外高兴，忙里忙外张罗可口的饭菜，询问各方面情况，嘘寒问暖，关切之情溢于言表。不懂事的孩子好奇地在老师家中到处“参观”，李老师慈爱地陪伴左右。多年过去了，每每说起当年的事情，早已长大成人的孩子至今还记得在老师家的情景，这种亦师亦友的真情实感总令我们难以忘怀。

让我终身难忘的是，由于常年在边远地区工作，家中父母年迈且体弱多病，期盼我能调回江苏工作，方便就近照顾，老父甚至给国家气象局的领导写信反映家中的困难，我们也有此愿望，希望能有机会调回家乡工作。得知这个情况后，朱老师与学院其他领导都十分关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作了安排。尽管最终我还是服从工作需要，至今也未如愿，但老师们的关心和帮助让我永远铭记于心。难能可贵的是，在朱老师担任院领导后，对文革中曾经伤害过他的人，能够不计前嫌，胸怀坦荡，照样尽力与以帮助。

1994年底，中国气象局调我到山东省气象局工作，1995年举家迁往济南。从此，与母校及老师近了许多，同时因当时母校与气象局同属中国气象局管理，济南又位于交通大动脉上，南来北往十分便利，与时任南京气象学院党委书记的朱老师相逢的机会也多了许多。除了平常的电话联系外，在气象部门的一些重要会议期间与朱老师也常相聚，我们交流各方面情况，向他请教工作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并邀请他到山东具体指导业务和科研工作。

为了山东气象事业持续快速发展，迅速提高职工科技水平，更需要高水平的学科带头人，为此，向老师及母校求助，提出了希望老师们多来讲学；多分配些高水平的研究生；为了开阔科研思路，培养学科带头人，希望大力支持《山东气象》期刊工作，请老师们多多投稿，这不仅可让山东的科技人员先睹为快，也可同时提高期刊质量，等等一系列设想和要求。朱老师和学校老师们均给予大力支持，其中他先后将两篇研究论文“东亚季风区的季风类型”和“阻塞过程中正斜压涡度拟能相关转换机制的重要性”寄给《山东气象》首先发表（分别发表于２０００年第４期和２００２年第３期），供我们学习借鉴。

有幸的是，他曾于1995、1996和2000年先后三次亲临山东，让我有机会回报老师多年的教导帮助，时至今日，追忆起来心中稍感寛慰。1995年10月，时任学院党委书记的朱老师到北京开会后，我邀请他到济南一停，他欣然应允。在济南朱老师为全局科技人员作了题为“青藏高原和太平洋暖池对东亚夏季风降水的作用”的学术报告，还与南气院的毕业生座谈，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及对学校教学方面的建议，鼓励大家努力工作，多出成果，极大地促进了他们搞好业务和科研的积极性。次日，我们全家陪同他游览济南名胜-大明湖。他兴致很高，是第一次来这里，尤其是看到大片绿荫浓浓的垂柳，可高兴了。他说他最喜欢这种树，它们不仅容易成活，而且柳丝随风飘荡相当漂亮，他在湖边的垂柳下频频留影；泛舟湖上，登上湖心岛，看到历下亭两边何绍基所题写的对联—“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他异常惊讶地说：“原来这幅对联在这里”。问起缘由，他给我们讲起以前虽然未来过济南，但少年时代读过“老残游记”一书，清楚记得其中所描写的济南风土人情及这幅名联，只是不知道它题写在哪里，今天无意之中得以见到怎么能不惊奇。我虽然在济南工作，但一是到济南的时间短，二来对济南的历史了解的并不多，“老残游记”也未看过，心中深感我这个“导游”实在不称职，朱老师的一席话，加深了我对济南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了解。他环顾济南四周地形，不断与我们讨论济南的气候特征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以及大明湖的一些小气候现象。只是时值深秋，已看不到满湖的荷花，感悟不到“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意境，留下些许遗憾，我们衷心希望老师在合适的季节再来观赏这里有名的荷花。此后的1996年和2000年，朱老师还在师母的陪伴下两次到过山东，到基层台站调研指导，同时给了我不少有益的建议和帮助，留下了许多难忘的美好回忆。

2000年母校40年校庆的情景更是让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参加完全院庆祝大会后，朱老师就自始至终与我们气象六二级的同学共同活动，大家在一起回忆往事，畅谈今天，相约等到退休后，去游览祖国的名山大川，与学生在一起，他显得那么兴奋与快乐，这将永远留在同学们的记忆中。

　　2004年新年之际，我们还与远在美国与儿子团聚的朱老师一家在网上互致电子贺卡问候，庆贺新年的到来，但新年过后不久就得知朱老师因健康原因回国的消息，我们多次去电问候，虽然朱老师很乐观，但他的健康状况总让人牵挂于心。2004年5月22日，我应邀参加南京气象学院更名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揭牌庆典活动，并代表校友在大会发言，但会上没有见到理应参加会议的朱老师，心中不免有些惴惴不安。后来得知，学校领导考虑到朱老师的身体健康状况，征求本人意见，没有参加大会。许久未见朱老师了，他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我急切想知道，因此会议一结束，当天下午就赶到朱老师家中。师生相聚分外高兴，看到他的精神和身体还好，我也稍稍放宽了心。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话别时朱老师和师母执意要送我到公交车站，一路上他用有力的手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临别反复叮嘱我要注意身体健康，下回再见。车开远了，朱老师还在向我挥手，此情此景让我终身难忘。万没料到，这次相见竟成永诀。

斯人已去，音容犹存，追忆往事，思绪万千，我十分庆幸在自己成长的人生历程中，能遇到对自己如此厚爱有加的良师益友——朱老师。可以告慰朱老师的是，您的学生们没有辜负您和母校的辛勤教育培养，您为之奉献终生的气象教育和科技事业正为造福人类快速发展，人们不会忘记这其中就有您的心血和汗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