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泰山-汉口-重庆-印度-上海-北京-南京，空间的变换勾勒出一位老人的人生足迹；

1916年-1937年-1942年-1949年-1961年-1972年-1988年-2010年，时间的流逝映衬出一位老人的岁月风华。

94岁高龄的陈学溶就像一部典藏的气象史书，一如陈老家那斑驳的红漆地板，泛黄的线装文献，历久而弥珍。

听说我们是为校庆收集史料而来，陈老精神矍铄，用他那带着南京口音的铿锵之声，向我们娓娓道来，历史如画卷，铺陈舒展——

气象科班出身

上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在领导创建一批测候所和大力协助有关单位筹建测候所时，深感气象专业人员缺乏。当时在高等院校攻读气象课程的学生可谓“屈指可数”，而国内又没有培训气象人员的专门学校。因此竺可桢一方面陆续接受了各机关、单位派来从事气象工作的人员几十名，给他们在气象研究所实习、进修的机会，以便于提高他们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技术能力；一方面又先后办了四届气象练习班，即训练班，以便把毕业学员充实到各个气象部门中去。四届气象班共培养了近百名学员，大大缓和了当时气象人员奇缺的矛盾。陈学溶便是其中规模最大的第三届气象班学员之一。

第三届气象练习班举办于1934-1935年。第三届与第二届一样都是公开招生，报名对象是高中毕业生。在笔试及格后，竺可桢亲自面试，以定取舍。第三届报名者530多人，笔试考了数学、党义、国文常识和英文四门课程。陈学溶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国文常识的作文题是“气候与人生”。由于报考人数众多，最终确定为正取40人，备取10人，有关单位保送的学员13人。课程有气象学、实用气象学、物理、微积分、英语、无线电等。上午上课，下午实习或自修，要求学员既掌握气象学基本知识，又能成为业务技术的多面手。竺可桢本人在第三届练习班亲自编写了讲义，并讲授了一个学期的气象学，每周从周一到周五来班上课共六十多个课时。

共二学期的训练班于1935年3月结束，3月22日大考，26日举行毕业典礼。提到毕业典礼，陈老回忆到，当时由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先生亲临致词，但典礼时雷电交作，暴雨倾盆。会议结束前发放了第三届气象学习班毕业证书，会后全体人员合影留念，这帧毕业照经过半个多世纪，虽有破损，但陈老还是将之保存了下来。

毕业后，陈学溶被分配到泰山测候所工作。其后，他又于1942年通过国民政府考试院第九届高等文官考试建设人员气象科的初试，1943年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学习期满后，获得高等文官考试复试及格证书。 

抗战中保护史料

北极阁，位于今天的江苏省气象局，元明两代都曾在此设立观象台，竺可桢则在北极阁建立了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为我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创建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时气象研究所定期出版观测资料《气象月刊》。该刊不仅刊登了南京北极阁的详细气象记录，而且同时刊登了国内各地重要测候所的资料，可以说国内重要台站的记录皆罗致在内了，获得国内外人士的好评。

时至今日，气象研究所已成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气象月刊》则已所剩无几。躺在陈老家书柜里的《气象月刊》，成为全国保存最完整的一套《气象月刊》。“我这个人对历史比较有兴趣，所以对气象方面过去的一些文集，我收集得比较多。”陈老告诉记者，《气象月刊》起初是一年一本，后来也曾经一年二本，再后来变成季刊，1929年改为月刊。“1936年出了12本，1937年12本，到了1938年抗战就少了，断断续续一直到1940年就改为《气象学报》了。到1949年出到第12卷。”

这其中，抗战是对文献资料最大的一次冲击。1937年8月15日起，南京屡遭。北极阁当时已是军事禁区，是日寇空袭的目标之一。国立中央研究院及所属各研究所，皆做了迁移到内地的准备，在南京的各研究所先将不急用的仪器、标本、书刊等装满了约三百箱运到南昌，后来又迁到长沙去寄存，其中气象研究所就有三四十箱。气象研究所的天气预报业务维持到11月18日被迫停止。11月23日，留守北极阁的最后一批职工被迫集体撤退。其时长江上的客轮业已停驶，包括陈学溶在内的四位职员与另两名工人，每人都只带了行李一卷、手提箱一个，渡江到浦口，搭乘难民车，绕道津浦、陇海、平汉铁路前往汉口。车中人满为患，几无立足之地，途中警报频传，车时停时开，又要在徐州、郑州两地候车换乘，七天后才抵达汉口。“当时人也简单得很，一个箱子一个铺盖，主要是一些书，还有气象研究所出版的一些东西。”谈起惊心动魄的经历，陈老却十分淡然。“本来是全的，后来文革中丢失了第一本和第二本，我又从我同学那儿补了第二本，因此现在还缺第一本。”陈学溶不无遗憾地说道。

除了《气象月刊》，陈老保存的史料中成为珍本的还有不少，如《钦天山气象台落成记》。“据说这本书全国也就剩了一两本了。钦天山就是北极阁，是蔡元培提的字，书里记录了气象研究所怎么成立的经过、规章制度、人员等，有30到40页，里面有很宝贵的资料。以后还是复印一下吧。”陈老若有所思。 

亲历赫鲁晓夫专机气象保障

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9月30日，当时在中央气象局工作的陈学溶被派往首都机场做联络员，参加了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乘坐的民航专机气象保障。

赫鲁晓夫的专机预计在9月30日11时到达首都机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都要到机场迎接。因此，专机气象保障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9月29日晚，首都机场气象台根据当时的天气形势和天气实况，预报次日天气晴好，适合飞机起降。30日黎明以前，经过缜密会商，首都机场气象台仍维持原先的航站天气预报。“谁知天亮前后开始，机场的水平能见度逐渐变坏，不久便下降到最低天气标准以下，机场关闭。”陈学溶回忆到。

首都机场气象台内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大家又认真进行了一次会商，一致认为这种天气现象的出现是由于辐射雾所致。陈学溶及时打电话向中央气象台业务领导王宪钊汇报相关情况，并希望得到中央气象台的帮助。不久，王宪钊回电话说，同意机场气象台的预报，并要陈学溶密切注意天气实况演变，加强联系。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首都机场能见度进一步降低，并出现北京秋季罕见的浓雾。如果赫鲁晓夫专机不能按时降落，将带来许多严重问题。但据西郊、南苑机场气象台报告，这两个机场能见度已经好转。陈学溶回忆说，北京西郊、南苑两个机场由于跑道偏短，不能接纳赫鲁晓夫乘坐的巨型专机；最近的备降机场是300公里外的某军用机场。“但是还要采取一系列严密的保卫措施，真是措手不及，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又不能去那里亲自迎接，此事非同小可。”

经过反复斟酌，陈学溶认为空气中的雾滴能够逐渐蒸发掉。“心中的确忐忑不安，但我们仍然坚持在专机到达前，能见度会达到标准，机场会开放的预报结论。最后，老天爷没有和我们开玩笑，10时以后浓雾变薄。” 11时15分前后，专机到达，雾已抬升，能见度也在2000米以上，机场开放。专机终于安全着陆，

“事毕之后，每当想起，我们仍然心有余悸。”时值秋季，为什么突然会出现一场罕见的浓雾而且难以消散呢？事后人们说，为了保障机场清洁，9月29日晚，首都机场曾大范围喷洒过杀虫药剂。这不仅形成空中理想的凝结核，一些含油物质还会给雾滴的外围包裹一层薄膜，使雾滴难以蒸发。 

归根学校情切切

“现在的学校发展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陈老1972年来校工作，1988年退休，用他的话来说，学校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单位。“但是我非常惭愧，我几乎没为学校做什么事情，学校对我的关心照顾却是超过一般的。”采访中，陈老一直这样谦虚地说。

在校工作期间，陈老执笔撰写的《东亚副热带高空西风急流的位移同长江中下游入、出梅关系的初步探讨》对50年代初期的某些观点做了修正和补充，引起重视。1995年出版了合编的《中国梅雨图集》。他还参加了“75·8”河南特大暴雨、“长江流域暴雨”和“梅雨暴雨的诊断预报”等科研项目，并获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江苏安徽等省科技进步二等奖等。1983年，陈老成为学校首批教授之一并先后指导了5名研究生。

陈老家中不经意间悬挂的几个牌匾更不得不让人肃然起敬。其中包括1984年中国气象学会颁发的“从事气象工作五十年的前辈专家”表彰圆盘，是当时我校唯一获得这一表彰的。2004年，陈老又被中国气象学会授予“气象科技贡献奖”，同时受到表彰的有叶笃正、陶诗言等26位老先生。

致力于中国近现代气象史研究，是陈老晚年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他是中国气象史志研究会委员，同时还是《大气科学辞典》撰写成员、南京竺可桢研究会副理事长、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竺可桢传》第三章撰写者。2001年被聘为1300万字的《竺可桢全集》编辑部特邀校审，至今孜孜不倦，笔耕不缀，甚至为了校审将眼部手术时间一推再推。

采访中，陈老向记者赠送了一本《余热集》，这本作于退休后的集子撰就了与我国气象学界有关的人或事的史实性稿件数十篇，记载了我国近现代气象学界若干史迹。“我十分愿意将我保存的史料捐赠给学校，一部分与学校关系不大的我捐给了北极阁气象博物馆，还有一部分就专门留给学校。我知道的不是很多，希望在有生之年都记录下来。”老人朴素的话语，让人不禁动容。 

“历史因细节而生动，往事因亲历而鲜活”，无意瞥见的《竺可桢全集》腰封上的这句话，兹以为也是陈老的真实写照。在陈老那打着白色灯光的屋内，分明流淌着历史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