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译者，攀古纳今、博采众长，唤原作之精魂，赋新作之生命也。一位曾教书育人三十载的教书先生，一位傲游译海半世纪的矍铄老者，微笑着回忆起自己的师译生涯。都说英文写意、法文浪漫、德文铿锵，能将它们自如挥洒的人也必定能领会这小小字符所带来的意境和潇洒。就让我们随着一串串铿锵的舞步，走近我国著名的德文翻译家、我校德语语言文学教授张载扬的师译人生。
与德语邂逅
如今，德语已是欧洲最大的母语之一，其语言地位之重要已为人所瞩目。而六十年前，新中国成立前期，我国在德语的学习和使用方面人才十分匮乏。聆听着国家需要和组织安排的号角，张载扬与德语这一优雅的语言结缘，并为之奋斗终身。
1949年7月，新中国呼之欲出。为培养外事干部，抗战期间在延安创办的外国语学校（今北京外国语大学）来到上海招收大学毕业生和肄业生。当时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的张载扬转学到该校英语系。同年8月，全体新生在上海交通大学集合赴北京，先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八个月，听取有关党政领导、专家学者所作的国内外形势、党纲党章、政治、经济、文学等方面的报告，学习讨论。是年10月1日全校师生到天安门前参加开国大典，接受毛泽东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一荣誉的时刻让张载扬铭记，心中涌动的热情和新生的中国一样朝气蓬勃，蓄势待发。
“那是一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回忆起当年的求学经历，这位耄耋老者脑海中的一个个片段清晰如昨。
1950年春，张载扬从革大毕业回原校正式开始学习外语。这时外国语学校已划归外交部领导，成为该部的干部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因工作需要，除原有英语系、俄语系外，又新成立了德语系和法语系。张载扬因在同济大学有过一年的德语学习基础而被转入德语系学习。
矢志译者路
语言，本来就是为了应用而生。译者的角色是镜子，如实地反映客观；更是明灯，能映照出语言深处的意境，但一旦僭越了语言的原意又有失神韵，翻译这项工作难度之大可想而知。1951年毕业留校任教，为何又踏上了翻译的征途？张载扬教授娓娓道来自己从“教书匠”到“翻译官”的历程。
“上个世界50年代德文报刊书籍在我国的国际书店很容易买到，价格也不贵。”加上自身对德国文学的钟情与喜爱，初出茅庐的张载扬开始尝试着翻译一些短篇作品。限于当时的德语水平，也没有太多工具书以供查询，最初的翻译让张载扬头疼万分。
就在他产生放弃念头的时候，一个瑞士老师为张载扬开启了翻译的大门。“刚开始自身没有经验，翻译中遇到问题我就去请教她，回去自己琢磨。最初的教书时期，是工作，也是学习。”外籍老师的谆谆教诲至今让张载扬教授难以忘怀。
功夫不负有心人。张载扬的第一本翻译作品就在边学边实践中诞生了，时任民主德国总统的威廉.皮克所著的《蔡特金传》于1953年被译成中文正式出版。
随着教学实践的丰富和自身不断学习磨练，羽翼渐丰的张载扬接受了一项特殊而重要的任务，“这项工作足以使我引以为自豪，终身难忘。”1956年8月下旬，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张载扬借调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翻译处工作，负责将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同志的大会发言译成英、俄、德、法、西、日、朝等国文字，同时将应邀来京参会的各国领袖的发言或贺信、贺电译成中文，于同年11月出版“八大”文件的各种外文本，让“八大”精神传向世界。
时间紧迫，刻不容缓，张载扬与其他几位德语界人士开始了几乎与外界隔离的辛勤工作，终于如期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张载扬教授对当时的场景记忆犹新，“分别前德语组组长武剑西（时任高等教育出版社社长）同志说，我们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好评，我们的名册已由中央组织部归档，召开九大时还要请我们来。可惜风云突变，这个美好的愿望成为了泡影。”老人的话语里难掩遗憾。
此后，张载扬的译者之路越走越宽。60年代，他应中国军事科学院之邀与一位同仁合译了西方军事经典著作、德国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文艺评论家、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弗兰茨.梅林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一批德国进步著作在他的手中变成了方块字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
不渝师者心
1979年，张载扬由北京对外贸易学院调到我校教授德语。“当时学校以气象专业为主，另外设有外语、体育、物理、数学几个教研室。”张载扬教授对当时在南气院工作的历史如数家珍。谈到兴起，他从书橱中拿出一本《德汉大气科学词汇》，并细述了它的诞生故事。
1981年，为了适应我国大气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翻译德文大气科学书刊的需要，顾钧禧教授找到了张载扬，希望与他合作一本《德汉大气科学词汇》。“虽然我不懂气象，但顾教授对我很信任，我也希望能为气象事业尽绵薄之力，于是我们一拍即合。”
他们查阅了德国原版的《气象科学手册》和《气象学词典》，翻阅了德国近年出版的天气学和气候学专著，以及前苏联出版的《德俄气象学词典》等书籍。在充足的准备工作之后，张载扬和顾钧禧一个进行德文翻译，一个查找资料并对气象术语和内容进行把关，合作无间。三年后，一本收录了雷达、卫星、电子学、计算机技术等方面与大气科学有关的1万4千余个词汇的《德汉大气科学词汇》应运而生。
为译者，张载扬穷其生平甘当德文和汉语的桥梁，活跃在传播两国文化的舞台上；为师者，张载扬教授始终觉得自己做的非常有限。“那个时代国家需求德语人才，但由于只有同济大学一个学校开设德语系，因此社会单位上专门的德语人才相当缺乏。”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工作的天枰上，张载扬绝无犹豫随时听候祖国的派遣，奔赴各地在最需要自己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每每完成任务回到学校后，张载扬来不及拍去身上附着的尘土就为学生忙碌起来。除了上课，他还为兄弟院校的德语系教授职称评定和研究生的毕业论文担任评审等。
离休后，除了撰写德语和德国历史研究的文章，张载扬教授还给几位年轻的翻译者较改他们的译文几百万字，使之达到出版水平；并相继参与编辑出版了《德语语法疑难题解》、《德语文学词典》、《新编德汉词典》、《德汉成语词典》等德文学习工具书。“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地规范德文学习，能助青年学生和译者们的学习工作一臂之力。”
做语言的自由舞者
英国著名的“桂冠诗人”德莱顿曾将译者比喻成“带着镣铐在绳索上跳舞的舞者”，形象地说明译者一方面要小心翼翼地依着原文的内容，以防从绳子上摔下来，另一方面还要尽力摆出优美的舞姿来取悦观众，在有限的自由中通过遣词造句来弥补两种语言文化间的差异，让读者领略到原作的优点。半个世纪的翻译生涯，张载扬教授对于“译者”这一角色的描述正如同他现在的生活一样，简单，质朴，不带半点虚浮。“翻译不比创作，除了文字功夫还需要很多能力，笔译相对简单，但要想做好得花气力；口译最难，对记忆的要求非常之高。”
谈到马列主义文献的翻译，张载扬教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据他介绍，马恩的原著几乎都是德语写作，由于历史原因和翻译水平限制，解放后我国的马列主义著作多是经由俄语转译。“由于是通过第三种语言进行转译，具有很大难度，不能完全忠于原文，属于没有办法的办法。虽然后期又经过多次更新校对，但仍不能避免小问题的出现。”张教授时常拿出马列选集查看，仍会发现与原版的出入。
从1989年离休至今，张载扬教授一直笔耕未断，应出版社之约翻译了一些德国文学与历史著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90年代初合作翻译了《德意志史》，共四卷近三百万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叙述从古代到20世纪80年代的德国史，史料翔实、丰富，很好改变了国内关于德意志史译述较少的局面，对了解和研究德国历史有重大作用。此外，张载扬教授还应河北教育出版社之约，翻译了歌德所作的《私生女》等三个诗剧收录于《歌德文集》中。
尽管离开工作岗位二十余载，张载扬教授依然关注学校的发展，每每校报、学术期刊送到他都仔细阅读。他对学校新创办的《阅江学刊》印象尤为深刻，“学校一直以气象闻名，如今学科的综合发展如此飞速，文科力量大步提升，有这样的成绩实属不易。”
“舞”者，可无歌，可无乐，可无声，却不能失去那份持久的淡定和神采飞扬。讲到自己，张载扬教授不愿意多说什么，“都过去了，也都是我应该做的。”只是那书橱里密密麻麻的作品仿佛默默为张载扬教授淡定从容的师译人生唱起颂歌。
